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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马甲卷土重来:疫情下的法国社会转型再思考

新闻来源: 法国中文网 于 2020-09-15 6:35:38  


文|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  一场始料未及的全球范围新冠肺炎疫情将法国置于一种停摆模式中,往日喧嚣的巴黎和激情四射的法国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果不是每天晚上8点法国人自动聚集在自家的窗前和阳台上或击掌呼叫或引吭高歌,我们可能都忘记了这些不安分的法国人在地球上的存在。

  自然,无论是对法国人生命的摧残、对法国经济的破坏,还是对人们信心的打击,这场疫情对转型中的法国社会无疑都是一次严重的冲击,因此,对新冠肺炎条件下的法国社会转型再思考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同样,由于疫情当先,焦头烂额的马克龙政府也主动将前一段撕裂法国社会的退休金制度改革按上了暂停键。  如今的巴黎静悄悄的,天天动辄就上街抗议游行的人们突然像钻进地下似的再也看不见了,随处可见的咖啡馆紧闭着大门,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任由小鸟和鸽子任意漫步玩耍,没有社会冲突的法国,静谧的街道,加上远处的埃菲尔铁塔,这里的一切实在醉人……  机场没有了航班,地铁没有了乘客,从窗前向外远眺,往日狭窄的巴黎街道也显得宽阔了许多。  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的一大原因是人们被政府的巨额罚款所震慑,也有人们那种对死亡本能的恐惧,也有法国人本身守纪律的文明素质,更有人从哲学意义上对死亡进行了表达,如“不要对死这样的结果看得太重,而要看重生的过程,好好活比好好死更有意义”。  讲这话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孔德-斯庞维尔(André Comte- Sponville),他提醒法国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生必有死,而且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不会因新冠肺炎而死。人们死亡并不完全因为疾病,没有疾病也要死亡。这不是什么他的一家之言,而是生命科学本身,因此,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的过程,而非死亡的意义或死亡的形式。  在2020年3月18日至5月11 日禁足的55天内,法国人有意无意进入了一种全民反思的状态。  反思的内容有的针对法国公共医疗体制:为什么法国纳税人交了那么多钱,法国在疫情面前却不堪一击?  也有人针对菲利普政府:为什么对戴不戴口罩的问题法国政府总是出尔反尔?更有许多人开始对前阶段的退休金制度改革所形成的社会对立反思,认为那些没有上街游行却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工作的人,他们的职业应该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承认,如护士,她们的工资在法国平均线以下,而邻国德国的护士工资却高于全国平均工资15%。  当然,法国人的反思是全方位的。  有人说应该把疫情看作地球末日的到来,法国人应对社会转型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如法国环保的风向标人物、前环境部部长于洛,在《世界报》上发声,向法国人提出疫情结束后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 100 个问题。  与此同时,法国著名演员朱丽叶•比诺什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不再回到旧日“常态”!》的呼吁信,声称: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是一场世界生态灾难,是一场生态领导的“观念危机”,所有指标都表明人类的生存已面临直接威胁,这是一种全球性系统崩溃,后果将无法估量。他们呼吁法国和世界上每位决策者和普通公民努力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进而对人类生命最终目标、价值观念和经济模式进行一场彻底的思考与改革。  在法国,人们喜欢将疫情视作新旧世界的分水岭,疫情结束后人类将进入一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全面大反思,法国也要进入一场围绕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生命终极意义的全面大反思。  一些法国人甚至对我说,今后书写历史时,人们将会把是否经历过这场磨难作为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就如同当年我们的前辈把经历过二战等战争的考验作为一种时代标志。  有趣的是,在这场疫情面前抱怨的法国人并不多,人们更多的是将此视作一种人生体验,一次在生命路程上的闭关反省,就如同一个人在世俗生活久了,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过一阵苦行僧的生活那样,利用禁足的时间,停下脚步,思考一下人生的意义所在。  为此,在封城前后法国人在相互提醒注意安全的同时,总少不了顺便说一句“禁足快乐”。  从各个角度看,新冠肺炎既让法国社会团结,也使法国社会进一步撕裂。可以肯定的是,疫情结束后,对政府危机处理的追责,围绕着全球化、移民、退休金制度改革等先前马克龙启动的重大改革问题的大辩论还会继续,冲突依旧;根本原因是法国目前的福利经济制度,与新冠肺炎的出现无关。  然而,诸如法国的公共卫生体制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及其免费制度,不仅是英美体制难以比拟的(我们只要看看美国人的死亡人数和高昂的医疗费用),也是广大法国人沾沾自喜的制度优势,他们希望加强这样的公共部门而不是削弱,而这一切又显然与马克龙在疫情前所倡导的削减公共开支的努力背道而驰。  然而,由于政府拨款持续下降,许多公立医院设备老化、人员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这也让我想到在禁足前马克龙到医院视察时,就有一位医生当场很不客气地批评马克龙对公共医疗体制不关心,并警告说,如果国家再不出手,法国优良的医疗体制将会毁于一旦。  因此,禁足的结束,并不是矛盾的结束,而是法国社会转型时期新旧矛盾重新浮出水面的开始。  首先,法国人发现,他们的文化和存在方式与这个世界越来越有点格格不入了。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不要说法国,就是整个欧洲都错过了这趟时代列车。在这样一个数字技术主宰一切的时代,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中国两大玩家,法国人不但要从此记住GAFA和BATX这些古怪的外来词,还要熟悉微信、淘宝、支付宝等中国人的新发明,就连他们禁足期间使用的网上会议软件Zoom也是一个硅谷的中国人发明的。  法国人意识到,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工业文明到来一样,用不用电,坐不坐汽车,看不看电视,用不用移动支付与电商,已完全不取决于他们了,而是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生活方式的开始。  2020年5月27日,法国参议院以186∶127通过了法国政府在法国公众中推广安装健康码应用“Stop Covid”的计划(此前几天,国民议会以338∶215通过此法案)。这个原本用意良好、技术操作非常简单的应用却在议会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  在表决前,法国政府一再强调这个应用里的数据只保留14天,整个应用系统在疫情结束后立即自动销毁,且法国人均以自愿原则参加此系统,整个过程受到“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的直接监控。  为赢得议员们的支持,政府甚至主动表示,法国强大的民主政治不会因此法而受到丝毫削弱,法国社会不会出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  《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政府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通过此法来加强对公民隐私的控制。相反,通过此法有利于法国在今后美国的数字霸权面前建立属于法国自己的“数字主权”。  然而,在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投票时,反对票之高及法国媒体和民众对此法的强烈保留意见反映出法国社会严重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新冠肺炎让法国人遭受世纪创伤,经济倒退,百姓苦不堪言;另一方面,类似中国、韩国、新加坡利用科技手段的抗疫经验,却因为法国社会对公民隐私权的极度重视而难以在法国得到运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化革命与新冠肺炎给法国人带来的痛苦是一样的。  由于健康码“Stop Covid”需要参与人数达到60%才有效,而在今天的法国社会,这个公民响应率肯定达不到,因此,即便法律通过了,实效性也是问题。同理,数字化时代将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而这些技术的运用离不开数据,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数据开放,就不会有法国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就不会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机器人、物联网、移动支付和数字货币,而这一切,又是疫情结束后新的国际产业和技术进步的特征。  总之,法国将又一次面临一个在抗击疫情时曾经遇到的两难选择。如果在抗击疫情时马克龙总统坚定地表示,法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  护法国人的生命,那么,在后疫情时代,法国依然面临是个人隐私重要还是生命重要,是效率重要还是公民隐私重要的悖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革命”或“生存方式革命”,法国将永远不可能出现属于自己的GAFA和BATX,更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样如火如荼的电商和移动支付、电子货币。  “To be or not to be”(做还是不做),这是法国社会转型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而这对于笛卡尔和伏尔泰的子孙们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如同法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质疑文化需要他们了解这种数字技术革命究竟会在未来给人的自由和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换言之,是追求眼下的效率,还是保护人的自由空间和隐私——一种貌似虚幻但对法国人又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在这个意义上看,法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我更愿意在全球视野中观察法国社会的这场深刻危机,并对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各种经济、文化和生存方式挑战提供某种借鉴。比如在禁足期间全体法国人那种修道士般的对生命的考问,比如法国医学界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媒体对政府疫情管理能力的严格问责。  如果在疫情后,马克龙的退休金制度改革在社会对话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并将每个公民的最低退休工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果马克龙围绕法国社会未来前进方向的大辩论证明有效,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如果法国社会在确保公民权益的同时,在市场竞争的逻辑和人的幸福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对世界各国在新时期的国家治理是否可以提供借鉴?  为此,对于国内朋友常问我的法国人没完没了的社会风潮是否就意味着法国已经完蛋了的问题,我一般不予以直接回复。不回复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几句话讲不清;二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结论不同。  为了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我在描述法国社会问题时尽量全面和毫不掩饰,如此读者才能全面了解社会转型为法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痛苦,如此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痛苦的成因,找到摆脱痛苦和国家社会生活重建的钥匙。我觉得,痛苦其实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看到痛苦后面的希望。这就如同妇女分娩,一个新世界自然要从老世界中脱胎换骨,没有分娩的阵痛就不可能诞生新的生命。  法国人的这场空前的社会改革,实际也是法国人对从大革命以来一直崇尚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问题的重新审视。与英美纯自由竞争经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一直有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这种法式国家资本主义一直被英美经济学家诟病,但在法国战后重建过程中,正是戴高乐推行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使法国经济迅速起飞,并实现了连续30年的经济景气。然而,国家过去直接干预经济生活,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也是不争的事实。近20年来,法国政府也被迫像英美国家一样选择小政府、大服务的经济模式,但囿于法国的传统文化,法国政府参与的公共服务仍一直在法国经济生活中占有较高的比例。  因此,今天法国的社会变革,同样也是一场经济模式的变革。提高效率、减少福利成本、减少政府参与以优化资源配置,这就是法国人痛苦的根源,但我们是否能通过这样的阵痛看到这个社会转型后新的世界的形成?就拿养老金制度改革来说吧,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特权?法国政府今天要动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了,这样的改革如果成功了,是否对法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一大推动?这就如同当年在法国大革命时取消贵族特权一样,法国人总是一次又一次以他们激情四射的方式呼唤人类的平等,这一次,他们是否能在法国人之间再次实现平等?  我以全景式的方式介绍法国社会的转型,为的是能够让读者真正进入这个社会,发现其运作机理,从而在那些看上去不合理,甚至荒诞的后面找到其合理的运作逻辑。比如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社会,法治、言论自由、反种族主义、世俗化、医疗及教育免费等共和国原则坚如磐石;如黄背心与罢工,这在我们眼中严重的社会冲突在法国人看来正是其法治精神的体现,而非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化。  在这个因为转型带来纠结、纠结带来浮躁的社会里,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在社团生活中找到他们的人生价值。这种善的力量,在欧美也常常被称为“法国社团生活模式”,发挥着政府和市场均做不到的作用,从而成为和谐法国的驱动机。在法国,由于多元文化和鼓励张扬个性,在我们面前的法国往往呈现出光怪陆离的色彩。而公益人士往往与资本和政府不同,他们行善是践行其人生价值,所以他们处事特别低调,但低调并不能抹杀这个庞大的公益大军的存在,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法国人之间还能感受到人间的关爱和温暖。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看到法国人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发现这个民族的浪漫、激情、热爱生活、富于梦想的本质依旧,那种手不释卷和对人类未来思考的热情还在,那种对哲学与思辨痴迷的传统还在。我有时觉得,这个民族确实可爱,他们当中总有一些人居然在气象万千的今天还如此淡定,不去考虑创造财富,而是喜欢考虑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东西,但正是这种童趣和对人类的公平与进步的孜孜以求,使世界有了一个创造,这个创造就叫法国。为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由于有了法国,我们不再寂寞,这个世界也变得好玩多了?  作为一种体会,我觉得,我们在考察一个国家发展的时候是否一定要从经济这个唯一的考量出发?如果我们从GDP增速角度看,法国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当你改变考量方式,如根据法国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的年度报告,你可以从基尼系数、人均GDP、医疗、教育、假期长度等人文指标及法国在国际上获得的各种奖项指标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如,2019年,法国“社会发展指数”在全世界144个接受采样调查的国家中排名第15。同年,在由不丹国王旺楚克所提倡的“国民幸福总值”中排名世界第24,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男女平等指数”中排名世界第12位,在“达沃斯世界绿色国家”排行中世界第二。  另外,国际上还有一个叫“好国家”(也有译成优良国家)的指数,是由一个叫西安霍尔特(Simon Anholt)的英国人提出的,他根据对世界科技、文化、国际和平与安全、世界秩序、全球气候、经济繁荣与平等以及健康与福利等的贡献,2019年法国排名第九。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国人口其实还不到世界的1%,但它还是当今世界第四大诺贝尔奖得主国家和素有世界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大奖的第一大得主国家,那么,我们批评挑剔的眼光是否会多少变得更包容一些?  我突然觉得,当我们的眼光稍稍偏离一下GDP这样的单纯的经济增长指标时,我们眼中今天的法国是否就变得更加立体和全面了?此外,面对如此深刻的社会转型,法国出现了问题,国力呈现衰落,走下坡路了,这也实属难免,世界大国的崛起谁不是风水轮流转?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马克龙政府今天如此坚定的改革意志以及法国社会内部的纠错和再造机制。  在历史上,法国人大起大落的命运世人皆知,拿破仑滑铁卢惨败、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但在这些法国历史上几近崩溃的时刻,法国最后总是转危为安,并在不久后实现新的崛起。  总之,我们从罢工和黄背心等让人眼花缭乱的社会风潮,得出“法兰西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结论未免过早,至少这种观点不够全面,特别是当你看到私营企业的员工照样在努力工作,广大青年正热火朝天地开始他们的创新、创业时。  在整个新冠疫情甚嚣尘上时,无论是医护人员、急救员、养老院护工,还是普通的快递员、清洁工、出租车司机,他们不畏生命威胁,坚持工作,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有序运转。常常被认为无组织无纪律的法国人,对政府的禁足规定是严格遵守的,甚至连那些所谓问题比较大的大城市郊区也是秩序井然,并没有发生人们平常担心的治安问题。  因此,当我们换个角度看法国时,你会对那些因为罢工就预言法国就此告别其伟大与辉煌的说法不以为然。戴高乐曾经说过,“大国之所以成为大国,是因为有成为大国的意志”。戴高乐还曾明确警告过法国人民:“法国人只考虑吃喝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牛排加炸薯条,确实很好;再来一辆四马力的小汽车,也很有必要。但所有这一切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雄心。”  法国国家的雄心是什么?就是法兰西的伟大,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这是戴高乐将军交给法国人民的历史任务。在戴高乐将军逝世50年后的今天,对法国人民而言,这样的嘱咐依然振聋发聩。  中法两国都处在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由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差异,双方在社会转型方面遇到的问题及其呈现形式有较大的差别,我也无意在两国之间做任何比较,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法国社会中那些淡定的人、淡定的思想对中国社会应该有所启迪。  我想,中法两国人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体验的那种纠结与痛苦应该大同小异,但如果我们在讲述痛苦的时候也把希望描述清楚,就可能会对双方的理解和互信有较大的帮助。  我认为,越是在浮躁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中法两国人民越要开展情感交流,一起微笑面对这“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总之,中法人民之间的合作就是人民互信的合作,就是一种寻找共同感动的过程。没有心灵的碰撞,哪里会有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华工的故事在100年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然而法国神父饶家驹的故事还不被大多数中国人知道。中国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拉贝的德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救助了数千中国难民,然而,神父饶家驹救助中国难民的人数要比拉贝还多,时间上也要比拉贝早,这样美丽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大讲特讲。  从中法人民的心灵对话,我突然又想到,伏尔泰根据元朝戏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是如何在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以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作家盛成用法语发表的小说《我的母亲》是如何征服法国人的心的。  我想,无论是伏尔泰的改编,还是盛成感人至深的母亲故事,这些都是中国人灵魂和命运的写照,得到的是法国人的理解和同情。虽然时代不同了,中国的强大也非伏尔泰和盛成所处的时代可比拟,但同情和理解应该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需要,这是任何繁荣与富足不能取代或带来的。  为此,同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法两国,大讲特讲共同的过去及今天面临的共同命运,在心灵上予以碰撞,建立一种新的互信与合作,应该是中法两国一起再次伟大的需要。

作者为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职业外交官,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书《转型中的法国》。
网编:网事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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