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假名，43岁）从青春期开始就陷入毒海，去年第四次因吸毒被捕，原本可能面对最高13年的长期监禁，但当局允许他转入戒毒所改造，如果成功，他三年后就能与日日思念的儿子团聚。

斯巴当兵时，出于好奇开始服用毒品丙诺啡（Subutex），结果欲罢不能，只要毒瘾发作便开始寻找毒品，也曾以海洛因等替代。去年他被捕当天，肃毒人员上门时，五岁的儿子在房间睡觉，斯巴含泪与儿子吻别，还骗他说自己只是离开一阵子，很快就会回来找他。

“儿子出生后，与我很亲，他学说话，第一个叫的人就是‘爸爸’。可是我却辜负了他，他现在都还不知道我在监狱，时不时会问妈妈，爸爸在哪里。我打算出狱后向他坦白自己做错的事情，希望他能原谅我。”

斯巴因为吸毒入狱四次，累计服刑长达10年，其中一次曾被判超过五年的长期监禁。他说，与长期监禁不同，戒毒所提供了具针对性的心理辅导课程，教导他把专注力放在当下，不去胡思乱想。

“以前毒瘾发作时，我的思绪是很乱的。戒毒所教会了我如何理清自己的思绪，思考可能对家人造成的伤害，从而控制自己的行为。”

像斯巴一样有吸毒前科的嗜毒者，比初犯者更容易再次陷入毒品的陷阱，这些重犯者也是导致本地吸毒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19年滥用毒品（修正）法案通过后，当局让那些被捕至少三次、可能被判长期监禁的嗜毒者，转入拘留期较短的戒毒所。

推出更具针对性心理辅导课程 加强修复家庭关系

在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改造计划（Psychology-based correctional programmes）下，戒毒所近年来也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心理辅导课程，加强修复家庭关系的工作。

戒毒所自2022年起，便将被捕至少三次的嗜毒者与其他嗜毒者的心理辅导课程区分开来。重犯风险评估等级高的嗜毒者每周须接受三次相关课程，其他嗜毒者则是一到两次。

改造更生处处长林爱莲助理监狱总监说，“长期监禁可能让他们与社会脱节，与家人生疏，更容易迷失自我。相比之下，戒毒所的改造更有助益，可以帮助他们改变对毒瘾发作的心态，修复与亲人的关系”。

惩教改造辅导员贾亚特里说，“为他们设计的课程注重培养独立思维，通过对话环节促进思考。嗜毒者诉说毒瘾复发的经历，回答关于毒瘾原因的问题，如果他们提到家庭因素，我们便询问这是否与毒瘾复发有直接关系等。通过一问一答的交流，引导嗜毒者思考从未想过的问题”。

入狱时间越长，有前科的嗜毒者与亲人的关系往往越疏远。林爱莲说，“当发现自己能从嗜毒者的身份转变为好丈夫或好儿子时，他们会感觉到人生有了使命感，更有动力去接受改造”。

贾亚特里举例说，自己曾经辅导过一名年约30岁的前嗜毒者，他前后因吸毒入狱超过五次，最后一次被转入戒毒所。贾亚特里发现这名嗜毒者有一名深爱的女友，便以此鼓励他扮演好伴侣的角色。

“去年我在外面偶遇他，当时他已经出狱，我发现他变得非常自信。他感谢我给予他的辅导，也告诉我即将与女友结婚，因此决心重新做人，也早已摆脱旧的朋友圈，这令我感到很欣慰。”

男子27岁四次入狱 与家人修复关系是改造动力

凯文（假名）年仅27岁就已四次入狱，父亲对他失望，不再来探监，让他倍感孤独，决心在戒毒所努力改造。（李冠卫摄）

16岁开始染上毒瘾，27岁的凯文（假名）已经四次入狱，弟弟也因吸食他的毒品而染上毒瘾。他懊悔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哥哥的责任，父亲也不再来探监，这使他痛定思痛，盼望出狱后能与家人修复关系。

因父母在国外，凯文16岁那年，在朋友的诱惑下，与他们一同在家中吸毒，之后便开始在毒海浮沉。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吸毒的场景有一天会被弟弟撞见。

“当时我18岁，弟弟才16岁。我独自在房里吸毒，但因忘了锁门，便被开房门的弟弟撞见。弟弟说好奇想试试看，我也没有阻止。在那之后，弟弟也染上了毒瘾，我们有时会在家中一起吸毒，也曾因吸毒入狱。”

凯文说，尽管弟弟出狱后便立刻戒毒，也原谅了自己，但他仍然对弟弟感到亏欠。而父亲更是对自己深感失望，这次入狱后再也不来探监，使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说：“戒毒所时不时会邀请释囚回来分享他们的经历，谈起自己如何与家人恢复关系，让我受益良多。除了学习到一些生活经验以外，我也感受到了希望，期待出狱后与家人和好，因此更加决定要改过。”

狱署长担心嗜毒者入狱次数多 便会被家人放弃

家人是推动嗜毒者改造的一大动力，负责管理入狱至少三次的嗜毒者的B5狱所惩教单位主管郑善美狱署长说，许多年轻的嗜毒者觉得自己还有大把时间，再加上个性冲动，导致他们出狱后又重犯。“我担心他们会像那些年龄大的嗜毒者一样，随着入狱的次数越来越多，家人便也放弃了他们。”

除了邀请释囚回来分享经历，戒毒所自去年起也与家庭服务中心合作，举办不同的研讨会，教导前嗜毒者的家庭成员如何与他们交谈，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帮助等。

负责辅导课程的惩教改造辅导员贾亚特里说：“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在这些家庭成员身上发现了明显的改变，比如以往一些不愿意说话的家庭成员，开始在探监时与囚犯主动搭话，也更愿意了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