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其他新科技将给法律诉讼带来巨大变化，包括取代许多初级律师与法律助理的工作，同时催生新的法律问题，例如在涉及使用人工智能科技的案件中，应该如何定夺各方法律责任。

大法官梅达顺举例说，假设一辆无人操作的自动化巴士出车祸，撞伤数名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控方能做刑事提控吗？谁才是应被提告上法庭的肇祸者？

在大法官看来，有关人工智能科技的法律责任问题，料在日后成为法律诉讼的关键议题，律师们须协助法庭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做出公平和符合原则的定夺。

大法官星期三（4月3日）在第10届诉讼研讨会上致辞时指出，诉讼工作正面临巨大和影响深远的变化，而人工智能与其他新科技便是这股变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人工智能也将改变诉讼工作形式

他说，人工智能科技将在至少几个方面影响诉讼工作。除了催生新的法律问题，人工智能科技也将改变诉讼工作的形式。

律师会越来越依赖和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做研究、草拟文件和其他法律工作，而无需初级律师或法律助理的协助。海内外一些大型律师事务所便已开始使用名为Harvey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来解答法律问题、整理资料、制定文件等。

大法官指出，由于这些人工智能工具的表现能力强，若选择以科技工具来取代初级律师或法律助理，这么做的律所可以在短期内省下显着成本。在初级律师与法律助理人数料减少的同时，法律业估计需要更多“法律科技专员”，这类具备科技专能和接受过法律培训的人员料与律师紧密合作，研发和推出有助于诉讼工作的科技工具。

不过，大法官认为，人工智能工具料带来的最重要影响，应该是减少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人们可以在不必请律师的情况下，为自己处理法律与诉讼事项。新加坡法庭便在去年与Harvey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研究推出可让公众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来进行小额索偿的科技平台。

除了谈及人工智能科技带来的改变，大法官也在演讲中指出，影响诉讼工作的另一主要趋势是，接下来将出现更多复杂、高难度与涉及大量证据的案件，包括商业纠纷与刑事案。

以“小股风暴”的操控股价案件为例，审讯长达169天，高庭法官最后所发表的书面判词也长达将近900页。同时，一些原本算是例常的诉讼也会变得更复杂，例如，近日有一起车祸索赔案，高庭法官得在考虑许多不同技术性证据如运动应用数据后，才能对具体赔偿责任做出定夺。

在大法官看来，信息爆炸与信息内容变得更技术性，是导致诉讼复杂化的原因。他认为，在这般日益复杂化的大环境中，法律界有必要重新思考与改造如何进行诉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