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德国有63 万年轻人出于各种原因什么都不做。他们不工作的时间越长，成为永久转移支付接受者的风险就越大。传统的激励措施对许多人根本没用。

如果没有学校毕业证，也没有接受过培训，德国传统上这类人称为Ungelernte。不过这个说法被更官方的nfQ（nicht formal Qualifizierten，没有官方资质）所替代。英语中则使用缩写NEET，表示不工作，不受教育，也不参加培训，反正就是没有技能也什么都不做的人。

根据联邦职业学院2021 年的最新数据，德国首次有超过 260 万年龄在 20 岁至 34 岁之间的年轻人没有或不寻求职业资格。不来梅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专业资格，在黑森州、下萨克森州、北威州和莱法州，大约五分之一的居民没有专业资格。多亏了东部几个联邦州的提携，全德nfQ的平均水平才被拉高到 17.8% 。然而这个水平也令人恐惧，最要命的是这一比例还有继续向上发展的趋势。

贝塔斯曼基金会估计，2021 年 15 岁至 24 岁之间无所事事的人数将达到63万人。2019年只有49.2万人。超过50万刚刚走入社会却又不参加社会培训和劳动的人对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们自己深受其害。尽管目前特别缺乏技术工人，但没有资质的人要想找到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非常难。就算有工作，往往长远来看收入会减少。如果持续多年什么都不做，往往很难再次找到正常工作。最终成为长期接受转移支付的风险很大。

一个“极其异质”的群体

联邦就业局 (BA) 主席Christina Ramb也是联邦雇主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他认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因缺乏方向而完全不活跃。仅职业介绍所就提供了近十几个项目，帮助大家更容易找到合格的工作。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通常对此不感兴趣，也没有获益。许多年轻人结束基础教育或辍学后就像消失了一样。为此Ramb提出，“必须更早为年轻人在学校生活和工作生活的衔接期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动力。”科隆民调机构Rheingold代表社会机构“Joblinge”进行了“待命青年”研究。

这一2007年就启动倡议计划就是向全国范围内处于转换期的年轻人提供援助。该项目参与单位“Joblinge”的Christiane Schubert表示，尽管累积了多年经验，仍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阻止了这么多人寻找和接受职业培训。 民调研究所RheinGold的 研究主任 Sabine Loch介绍， “无法用通常的方式接触到这些年轻人。”他们要么根本拒绝参加，要么迟到，要么临时找借口原因取消预约。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缺乏结构和动力。即使支付费用也无法吸引他们参加。因此不可能进行代表性研究；只能通过深入访谈和研讨会讨论来探讨内在原因。

一群被宠坏的懒人？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懒惰，被宠坏了，失去了成就感，只想“躺平或成为有影响力的百万富翁。Christiane Schubert彻底驳斥了这一说法。她解释说，“这些人对未来有很多恐惧和沮丧，有很多自我怀疑，还不信任公共机构。” 年轻人担心自己会被公司和国家“欺骗”。许多年轻人误以为接受培训将决定自己的一辈子，感觉压力山大。他们同时对工作看得很高，害怕求而不得的失望而干脆彻底放弃。许多年轻人感觉得自己与社会完全没有联系，认为自己的意见毫无价值，为此他们根本就不参与。

柏林青年职业机构的职业顾问Lajos Eric Balogh 也认为， “NEET人不是吃白食的人。” 年轻人由于多种原因被排除在工作生活之外。其中许多人是难民。因为职业学校都是全日制的，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难以承受，也明显受到影响。 Balogh强调，这并非只是处理一个社会问题。这些人来自各种教育背景。但具有移民背景或社会弱势背景的人所占比例更大。 Joblinge的Christiane Schubert补充说，“还有一些受到良好保护的年轻人，他们的父母建议他们在完成学业后放松施压，或者去了解这个世界。但放松躺平太久，就很难重新站起来。”

六种逃避社会培训和劳动的人

RheinGold研究确定了六种不愿参加职业培训的人群特征。

这些人仍然停留在“感觉良好的世界”中，他们认为父母可以提供经济上的保障，感觉不到来自父母的压力。偶尔工作感受一下独立，除此之外，他们最想要的就是聚会。

这些人已经找到了一份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如果参加培训财务就会受限，为此放弃专业培训。但很快就达到了一个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就没有进一步地改进。

还有一些人对自己非常自信，“想从老板做起”，因为不想“干脏活累活”而拒绝培训。

还有一些人根本“缺乏技能和资格”。他们没有或只有很差的中学文凭，德语不好，家里没有什么支持，缺乏独自打拼的勇气。

还有一些人因为家庭背景问题整天面对“破碎和创伤”。很早就被迫自力更生，住在福利机构中，他们专注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考虑职业规划。

这些人因为有过多次被贬低的经历而“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缺乏自信，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很低。他们反抗地隔离自己，并对提供的帮助做出消极反应。

Schubert认为，“为了从整体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特别是为那些未受关注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需要多方面的共同行动。”政治和商业、家庭和学校，每个人都有需求。“否则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