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犯罪，日本女性的“家常便饭”

日本前杰尼斯SMAP团男性化中居正广，于2024年12中旬起深陷“9000万”性丑闻，相关舆论不断发酵。报道称，中居（52岁）邀请2名年轻女性新闻主播（20岁前后）在家共进晚餐，声称一人有事缺席，于是提出和当事人女性单独在家吃饭，该女性感到为难不安却不敢或者感到不好意思拒绝。醉酒后，中居在家中对其强行发起强制性行为。事后，中居给了当事人女性一笔9000万日元（约450万人民币）的高额“和谈费”。

中居正广是谁？中国观众可能有所不知，他是日本90年代国民级的偶像男团SMAP成员之一，而各位熟知的木村拓哉也正是这个偶像团体的一员。不仅中居正广，其背后的运作公司杰尼斯事务所，事务所一代创始人杰尼斯喜多川从90年代起就涉及儿童性侵案件，性侵儿童包括自己公司旗下的小艺人。然而各大媒体，电视台都对此性侵表示沉默，直到2023年外媒BBC插手调查，喜多川的性侵案件和各个媒体的“沉默共犯”行为才得到一定程度公正的批判。但即使被曝光，事后舆论的聚焦仍是停留在对加害者的讥讽和追责而已，受害者在风浪中被隐身，背后制度性的权力压迫问题被巧妙地绝口不提。

同样的，关于中居的性丑闻，讨论的方向也被带向了不痛不痒的方向：

“他（中居）以前给赈灾地捐过款诶，印象崩塌了…捐款和这个性侵是两码事吧。”

“真相到底是什么？…性侵害应该找警察定罪。”

“9000万好多啊，到底干什么了在家里？”

“中居工作能力很强啊，工作能力强的人总是性欲很强呢笑。”

（选取自一部分新闻和推特评论区）

而当过去从事TBS新闻女主播的小岛庆子（女，52岁），站出来揭露行业沉疴：“只有年轻外貌漂亮的女性能被这个行业接受，而不管做了什么烂事的男性都能被评为工作优秀的好员工。女性即使遭到性骚扰，也只能告诉自己‘啊，工作就是这样的，没办法’。在这里工作的女性的人权真的有被好好保护吗？”由于富士电视台高层一直有安排女主播做接待的习惯，只要不接受应酬，女性员工就会遭遇强烈的丢掉工作饭碗的压力——这件事也被其他艺人隐隐证实。

然而，小岛女士冒着风险努力曝光的行业内幕，收到的舆论反响却令人寒心。日本互联网上蜂拥而至对小岛庆子的口诛笔伐：

“小岛就是个疯狂的左翼女拳！她说的话我不喜欢。”

“这个大妈抱怨是一流的。”

“小岛你不也挺漂亮的，说的也不错，就是我很苦手（不擅长应对）这种女性。”

“女权主义者们是不是想正好借这个风波增加影响力残存下去啊，是不是吃这个人血馒头吃的正香啊？”

（选取自一部分新闻和推特评论区）

面对中居正广的性犯罪花边丑闻，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应是“性犯罪就仅仅是性犯罪而已啦”、“有事情找警察就是喽”、“他个人的问题啦”、“没必要吧，他反正也已经退休了”。从轰动的中居正广事件，到蔓延的“痴汉”骚扰，日本女性遭受的性犯罪似乎从未得到过正视和解决。

女性主义是“令人羞耻”的

2024年6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了衡量男女平等实现程度的2024年版“性别差距指数”（数值越接近1意味着该国越接近性别平等）。日本在纳入调查的146个国家中排在第118位，不仅在G7国家中垫底，而且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也排在倒数第2，落后于韩国、中国。近年来，日本的性别指数排名鲜有上升，一直在一百名开外徘徊。

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也和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一样，毫无起色、趋于沉寂。从中居正广的性丑闻来看，没有人针对性犯罪去反思日本女性的社会处境，而仅仅将性犯罪理解为犯罪的一种，只要实施对犯罪者的抨击就足够了。对其中的性别困境视而不见，更是对女性主义的话题避之不及。

“女权”一词，从日本21世纪以来，成了一个羞耻的符号。只要沾上女权，说什么都会遭人讥讽，话语当中的重量就被一笔勾销。如今日本年轻的女性们，要么对“女权”的概念一无所知，要么生怕和“女权”二字扯上一丁点关系，而具有过高政治意识和女性意识的个体，甚至会被从女性的队伍里孤立。

有位日本博主街头随机采访日本女生：“你知道什么是feminism（女性主义）嘛？”女生们的回答五花八门，甚至有人认为“女权”是可以“表现得像可爱的女性（日语：女子力）”——可见可爱才是王道。

2021年，电通进行了一次主题为《您讨厌女性主义吗？》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8～30岁的年轻男性中，有42.8%的人表示“我讨厌”，比例远高于30～70岁的中老年男性群体。年轻日本男性展现出的对女性主义的嫉妒、厌恶，使得需要寻求男性伴侣的年轻女性对女权不得不敬而远之，从而减少自己在婚姻市场里的风险。

如今，越是弱势的女性越是需要小心翼翼地表现自己，与女性主义明确地割席，来争取“被男性赏识”的恋爱、结婚的机会。

可以说，日本年轻女孩“远离”女性主义、拒绝讨论和实践女性主义，是一种天然的选择。但女性的集体沉默，助长了结构性不平等的扩张。

日本女性，为什么集体沉默？

日本社会并非没有过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从明治维新到一战时期，再到二战后经济腾飞，日本先后经历过4次女性运动浪潮。尤其90年代前后，也就是第四波女性主义运动时期，被称之为日本的“国家女权主义时代”。

这个时期，女性主义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而是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里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女权意识开始走向普通民众，国家也推动加强女性意识的教育。现在的日本自媒体中，总是恶意夸大日本80年代女性的社会处境“要有4个男朋友，跑腿男，买单男，礼物男，本命男”，这种个例或许真实存在过，但仍是对女性主义的极大污名化。不过这的的确确从侧面展现出，80年代的日本女性在欣欣向荣的日本经济社会中，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利。

然而，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盘，“女权噤声的冰封年代”也随之而来。女性主义毫无防备地成为了众矢之的而被大范围攻击，可以说，随着日本低迷的国家经济一直持续到21世纪都未见解禁的迹象。

戴锦华老师曾提到：整个20世纪，社会的主要争论议题就3个——阶级，性别，种族。阶级问题在二战后被终结了，种族问题也在90年代被终结，剩下的就是性别问题了。当其他问题的争论被隐匿，为什么只有性别问题的争论越吵越大？性别问题或许是其他问题的「受け皿」（直译是：“碟子”，日语俗语中解释为“没有选择权，只能接受的个体”，这里意为矛盾转移）。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兴起，带来的是中小企业的相继破产，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格差（中文：差距）越来越大，阶级之间、行业之间、工人之间……各种差距都在剧烈扩大。这种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安带来的社会性焦虑，统统被女性主义回收——政治政党中以及社会上的保守派势力团结一致攻击女性主义，将其与“违背日本民族传统”、“与共产主义勾结”等印象挂钩，进行强力的诋毁。90年代，日本军队慰安妇问题、性教育问题、男女共同参画、夫妻别姓问题……都被反复拿出来在议会上激烈地探讨，落得一地鸡毛。

在经济领域，女性遭遇的并不仅仅是“直接地从职场中被驱逐出去”，而是陷入更加固化的传统“日本女性处境”且更难脱身。根据厚生劳动省就业安定局公布的数据，90年代开始，男性和女性的市场就业率都持续下滑，截至2003年，男性就业率降低了5.3%、女性就业率降低了2.7%——双向挤压了女性的就业空间。

一方面，女性的就业压力变大。虽然日本经济环境低迷，但泡沫经济时期遗留的消费水平仍在蚕食民众的钱包，包括子女教育、住房等费用在内的家庭成本仍处高位。仅仅依靠男方的收入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男性失业率上升，就进一步“迫使”家庭女性寻求再就业来应付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女性的从业质量显著降低。企业遵循“降本增效”的本心，首先选择让雇佣成本更高的女性滚出职场，为了在愈发激烈的竞争中博得留下的机会，少数女性精英不得不遵从男性主导的职场规则，而致使更多不符合传统职场“优秀员工”标准的女性被驱逐（比如需要平衡工作和生活来兼顾育儿的职场女性）。女性往往只能选择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的工作来获取收入、补贴家用。

据可考数据，80年代约40%的女性就业率中，10%是非正规雇佣者，也就是说，4个就业女性里就有1个不是正式员工，而是工作不稳定、薪资较低的零工。这种情况到了21世纪更加严重，虽然整体女性就业率上涨至45%，但是9个人里有5个人都是打零工的非正规雇佣者。

女性在劳动市场中，不要说高级管理层了，连拥有稳定的收入都变得艰难。这迫使她们在现实压力下寻找更具有性价比的生活模式，比如和男性建成婚姻家庭共同抵御经济风险。据统计，结婚介绍所的数量从1994年的670所，增长到2004年的2600所，翻了4倍之多，由于一般男性在经济市场里也岌岌可危，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男性成了 “香饽饽”。

在政治领域，保守派在议会中对女权主义的攻击见效，21世纪的教育走向保守化，性教育和女性主义教育在政治制度中被结构性地弱化。加上经济环境的衰颓和紧缩，双重地保障了女性主义的死亡。

在泥沼中挣扎的日本女性

日本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有法律强制规定夫妻同姓的国家，如今，随着新一届石破茂（2024）政府上台，“夫妻别姓制度”（夫妻婚后可以选择婚前姓氏，而不必统一姓氏）又再次陷入热议——保守党和自由党反复在议会上争论，但推进有选择的“别姓”的方案却始终难产。

笔者身边的日本女性，有人觉得婚后改名字很麻烦，离婚了还得再改回来，一堆手续更是麻烦，但是这些声音是沉默的。网络上以及政坛里，总是已经习惯对社会指手画脚的保守派的声音更大：

“也可以让男的跟女的姓啊，又没强制呢，只是说用一个姓，又没逼你选男方姓。”

“联合国说什么平等，不要听就好，其他国家怎么样日本就必须怎么样吗？”

“同姓有什么不好，也没见日本人自己觉得不好啊？”

……

早在2018年，女记者伊藤诗织就已经控诉过电视台局长性侵的案件，并做成了英语纪录片昭告世界，她的结尾说“it is better than being silent（总好过沉默）”。然而日本的女性的集体性沉默，其实让她的身影总显得那么形单影只。

还好伊藤诗织一个人拼命的呐喊，仍以星星之火点燃了一片草原。2018年起，日本的女性主义出现“化冻”。

2018年，东京医科大学招生丑闻被曝光，学校暗中篡改女考生成绩，通过压分来限制女生入学人数。日本多个城市出现反对东京医科大学入学女子差别的游行示威抗议活动，东京医科大学最终在民众的愤怒下谢罪改正。

2019年，由日本女星石川优实发起，反对“强制要求女性在工作场合穿高跟鞋”的「Kutoo」运动掀起波澜，许多日本女性穿上运动鞋来展示她们对“被穿”高跟鞋的愤怒。

此外，2020年杜绝就职活动中性骚扰问题在日本社交网络上引起热议，2022年起至今不断的杜绝美军性暴力的鲜花游行等等。

可是这条道路道阻且长，阻力究竟是什么？有两大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系教授林香里提出：“在日本，不是社会真的对女性主义反应冷淡，而是女性主义讨论的热度被媒体大大的限制了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媒体行业中女性工作者的数量非常之少（女性仅占男性数量的1/3），尤其是女性管理层更加稀少——这导致向社会观点的输出中，不愿意报道与性别相关的议题，社会中的人们也无从讨论起。

此次中居正广及其背后崇尚“性朝贡（性招待）”并将这事做得堂而皇之的富士电视台，可以说是这种有毒现象的代表之一。然而这点制度性积垢就像我们前文（小岛庆子）指出的，很难被人们看见。政治界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政界的保守势力意见顽固，整体社会的制度很难走向自由化，人们全体的意识也很难从教育和潜移默化中改变。

第二点，日本尤其年轻女性整体还对“家庭”抱有幻想，关键时刻还是可能选择集体沉默。针对夫妻别姓制度，就可以看出日本女性的矛盾态度。有关夫妻别姓制度的网络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赞成“选择姓氏制度”时，有 65.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在希望夫妻同姓氏的日本女性中，按年龄划分，20 多岁、30 多岁和 40 多岁的人分别占 52.2%、42.0%和 29.5%，反而越是年轻的一代（甚至其中许多人未婚）越倾向于已婚夫妇同姓。

为什么不建议实施“选择性夫妻别姓制度”？保守派给出的理由是：“有伤日本传统以来，家庭夫妻之间的一体感和情分。”这种思想引发的日本社会对于“夫妻别姓制度”的反对声音是巨大的，与此同时真正利害相关的当事人女性们却选择了沉默。如果日本女性，尤其是年轻女孩们，仍对“依靠别人就可以获得幸福”的模式抱有美好的幻想，那么自2018年以来渐渐兴起的女性主义讨论，可以预见还有很艰难的前路要走。

在此衷心祝愿夫妻别姓制度能够通过、落实。